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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祥苓:我演“杨子荣”的台前幕后

类别:作者: 发布时间:2015-02-02 10:54:48访问次数:2017

 今年的电影贺岁档,由徐克导演的3D电影《智取威虎山》不仅获得了票房口碑双丰收,也让这一红色经典剧目在新时代焕发了新光芒。这部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智取威虎山》,其故事改编自著名小说《林海雪原》,讲述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解放军派出一支小分队,在林海雪原中不畏艰险,勇敢善战,打击消灭土匪流寇的传奇业绩。近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因塑造“杨子荣”一角而家喻户晓的童祥苓口述,由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冯绍霆特聘研究员撰稿,披露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创作排演过程中鲜为人知的诸多内情。
1957年,为了完成四姐(童芷苓)形成童家艺术风格的心愿,大哥、大嫂、我和兰云带着孩子,从北京来到上海京剧院工作。上海京剧院最早在淮海路,淮海电影院对面,现在那房子已经拆了。周院长跟我说《义责王魁》的时候,京剧院已经搬到绍兴路9号了,大概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搬过去了。一直到我去北京拍《智取威虎山》电影之前,都还在绍兴路,等我拍完电影回来,就在东平路了。
演现代戏的时候,上海京剧院的一、二、三团形式上还在,实际上已经被打乱了,成立了剧组。除了我和四姐演出《红灯记》之外,那时候几个团都停止了演出,投入到现代戏里了。整个京剧院由各个剧组挑人,无所谓团不团了。虽说京剧院这时候还在绍兴路,排戏都在外面,比如延安中路陕西南路儿童剧场什么的。
1964年我调到一团演“少剑波”
我最初参加演《智取威虎山》是在1964年,那时我跟中国艺术团访问西欧演出刚回国。1958年大跃进,曲波写的《林海雪原》小说刚出来。那时候,不光是京剧院,其他的文艺团体都一样,都想表现我们的时代。这不是谁去动员的,一团李仲林、纪玉良他们就搞了《智取威虎山》。它是最早的《智取威虎山》,也是后来定稿那个本子的雏形。当然,两个本子差别还是很大的。1964年,本子加工了一次,删了一点,定河老道还保留着。这个戏到北京去参加了六七月份举行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那时候我们还在国外,等我们回上海,汇演已经结束了。领导没有提其他戏,就说《智取威虎山》要进行加工、演出,另外要年轻人接下来。这样,我和孙正阳调到一团演出《智取威虎山》,接替李仲林和纪玉良先生,我演少剑波,孙正阳演杨子荣。这是我第一次演这个戏。
那时一团负责人是徐锦云同志,他率领我们到大场防化连去体验生活。这是我第一次和解放军近距离接触,三个月时间,感触很深。我所在的班是排长带的,我和排长对口跟班。战士练兵回来,排长就去挑水让战士们洗脚,每夜跟着去查房,细心地检查每个战士,轻轻地为他们盖被。有时在生活会上互相提意见,官兵是平等真诚的。这使我真正认识到在解放军队伍中,官兵除了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之外,最重要的还有兄弟之情,这种认识对我演好解放军是极为重要的。
这次下连队,我闹过不少笑话。到部队第二天半夜赶上紧急集合,我们虽然按照部队的规定,临睡前把衣服按顺序放好了,可是一听到号声就手忙脚乱,一拉衣服全落到地上,屋里什么也看不见,穿上内衣找不到外衣,穿上裤子找不到袜子。集合好一看,真像一群散兵游勇,什么洋相都有。第一次打靶,我的靶子上只有一个三环,其余子弹全打在旁边靶子上,真弄不清楚怎么会“正打歪着”的。
江青看《海港早晨》点了四姐和我的名
这时候四姐在排《海港早晨》,是从淮剧移植过来的,当时还不叫《海港》。最初的本子主要写党组织、老工人教育青年工人,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什么暗藏的阶级敌人。江青看过后,认为突出了中间人物,要求修改成突出英雄人物和海港工人的国际主义精神。四姐虽然在京剧舞台上表演了几十年,但是对舞台外面,尤其对政治十分陌生。为了演好女支部书记金树英,她到码头去体验生活。没多久,四姐憋不住了,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码头工人有几个是女的?偏让女人当书记,惹得张春桥很不高兴。
一天,我们在演出日场《海港早晨》,说给领导审查。演出结束,全体演员在后台集合,听“客人”意见的传达,后来才知道是江青。那天,江青对这部戏不满意,指责《海港早晨》是“中间人物”论。批评四姐讲的“《海港早晨》硬骨头难啃”,说她对现代戏缺乏无产阶级感情。我也被点到了,说演得挺好,可是又批评“把唱得好的演员调来演中间人物,居心何在。”
会议结束,大家默默散去。我陪四姐从后台出来,路上她轻轻地对我说,她恐怕完了。我劝她不要想得这么严重,《海港早晨》确实不好搞,说咱们对现代剧没感情,这没道理。四姐摇摇头说:“你不懂。”最后分手时,她语气沉重地对我讲:“小弟,咱们好自为之吧。”天真的我,还不知童家即将面临的灾难。
《海港早晨》、《智取威虎山》这时候都在改编,需要重新选演员,我们童家在京剧院是被冷落的家族,无一人被起用。这段时间,我和南云自己烧饭做菜,倒过了一阵团圆的安闲生活。两人晚饭后经常遛遛马路,看看电影,也算补上结婚前没有恋爱过程的一课吧。
江青又来看《红灯记》演出
这时候正好碰上中国京剧院到上海演出《红灯记》。有一天四姐跟我说,领导想学《红灯记》。那《红灯记》中演李奶奶的高玉倩改演老旦,就让我也去演李奶奶。我说,那也没问题啊。我想四姐聪明,挺有才能,大嗓也好,什么都能唱,不妨试一试,有活干总比闲在一边好。
上海京剧院的《红灯记》,第一个扮李玉和的是沈金波,我在戏里扮演喝粥的群众,只有一句台词:“嘿,硌牙了!”后来沈金波被选中,到《智取威虎山》里演少剑波,李玉和改由小王桂卿担任。他一上升,我也升级了,提升了一步演交通员。再后来,小王桂卿又调到《海港》剧组去演大队长刘大江。可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我提到“李玉和”的岗位上了。
导演是中国京剧院的骆洪年同志,以前演小花脸,在《野猪林》里演陆谦,排练中他对我要求极为严格。这个戏上演了,在送行会上他对我说,他看惯了大块头,当时一见我,就想你们上海京剧院没人了,怎么弄个小瘪三来演李玉和。他去跟领导上说了,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京剧院实在没人了,就这块料了。排到最后,他说,没想到你还行。然后我们就去演出了。我确实瘦小,与钱浩亮又高又大相比,我俩反差太大,导演有想法很自然。我至今依旧非常感谢骆洪年导演,没有他,我不可能演好李玉和。排练当中,我找钱浩亮去学,以前我们就认识,在中国戏校是同学。他住在天蟾舞台,去找他时回话说,浩亮同志还没起来呢!那就是不见的意思呀!就拉倒吧,反正咱们就这么演出了。每逢礼拜天休息一天,演六休一。  1965年《红灯记》上演期间,有一天休息,下午我跟南云说,今天我们就去淮海路溜达一下。我们好久没逛了,就去了。正走过陕西路口,襄阳公园还不到一点,一部黑色轿车“呜”一下开来停在我们身边,我一看下来的是我们京剧院二团领导李俐同志。她拽着我,就说走走走。我问上哪儿去,她说你别问。我一想,领导拽我走肯定就是有事,就跟南云说,你别紧张,我回得来就是了。
车一直开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到了后台,我一看那阵势,各省市唱老生的、唱武生的人不少,很多都认识。我就说哥儿几个今天干嘛来了,他们就说考试来了。我还纳闷考什么呢?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唱一段。我想了想,就唱了《定军山》开头的黄忠西皮二六的那段。因为这段什么都没有,是很平淡的小段子。我当时觉得我的命运也就定在这儿了,上海京剧院已经给我定调子了,加上四姐的关系,我们童家已经犯错了,再怎么唱也不见得就考得上。
我唱完就下来,在后台候着。文化局副局长孟波就到后台来问,你还能唱一段么?我说唱什么?他说你能唱一段《法场换子》吗?我想,这是余派的戏啊。余先生就有这个唱片。就说好的,我就唱余先生唱片二黄三眼那段吧,就又上台唱了。
刚回到后台,文化局党委书记李太成来说,首长要见我,领我到了前台。前台很暗,在那儿我见到一位短发,戴着眼镜,说话声音很细的女首长。看出她就是江青时,我心里一跳。那时候上海管江青叫“客人”,我以前不知道。她坐在前面,我一看,认识她。但是,这一天我第一次和她面对面接触了。未见其人,已经领教其言,她就是曾经批评四姐和我的人呐,要格外小心啊!江青就问我:“你是唱余派的?”我想了半天,就回答说:“我不是唱余派的,但是我有点喜欢余派。”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不敢说不喜欢,也不敢直截了当说喜欢,只说自己一知半解。江青又问我有没有资料。我说过去听过十八张半,但是现在唱片也没了。她还问我现在在干什么,我告诉她在学演《红灯记》。临走时她说,如果需要什么资料,她可以送一些。这次说到这了。
与江青见面时间虽然很短暂,对我来说却好似过关一样紧张。回到家里,我告诉南云经过情况。她比我更紧张,说:江青已经批评了四姐和你,怎么又找上你。要我注意自己的脾气,可千万千万别惹了她。
没过几天,又该我们演《红灯记》了。我化好妆穿好戏装,像往常一样到上场门去拿红灯做开演前准备。只觉得后台有些异样,从来没见过这场面,上下场门那里都是穿蓝制服中山装的,也不是警察,又不像发生了什么事,就都在那待着。平时头遍铃一响,我就在上场门候场了。那天我觉得后台是个是非之地,少惹事为妙,就到穿衣间去候场。团长李俐找到我,说“客人”来看戏,别出错。她不关照还
好,这一说我顿时觉得今天的戏不好唱。我对她说,这话你跟我说就行了,我知道了,不过你可千万别跟我姐姐说。我怕她紧张,到时候演不好。实际上我也紧张,上场门摆着刀具、红灯什么的我去拿,这些穿中山装的同志来回在那转悠,这也难受啊。
江青看了《海港早晨》,就批了四姐和我,今天又来看我们姐弟俩演戏,不知又要挑什么刺。我也不敢和四姐说,她知道了会比我更紧张。说心里话,头两场我自己都觉得很僵硬,松弛不下来,脑子里顾虑实在太多了。后来我想这样演下去非得砸锅,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由它吧!也许这就是我和四姐最后的舞台演出了。想开后便无所畏惧,一如既往,视台下如无人之境,很快放松下来。
那场演出基本上还可以,演完了说是首长来看大家,让演员等在台上。这时,我才告诉四姐,是江青来看戏。她好像等待宣判一样,低声问我今天她演的有毛病没有。我说有没有毛病都演完了,顶多咱童家今后不演戏了。江青上台与演员见面了,没理会就在旁边的四姐,走到我跟前时,她说你别净吃别人的饭,要有自己的创作。这意思就是说,我演的都是人家的戏,倒不是批评。说完,她就走了。我心里说我不吃这个饭,吃谁的饭啊?你让我不演就不演,不吃就不吃。江青没对我们的演出挑剔什么,四姐和我都松了口气,这一关总算平安渡过了。
张春桥宣布调我去演“杨子荣”
这以后《红灯记》停止演出了。不久,领导调我去《海港早晨》剧组。那时候《海港早晨》已经换了从宁夏京剧团调来的李丽芳演支部书记,给我的角色是大队长。我心想那小王桂卿呢,他不演了就换我。对我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喜讯。四姐让我演韩小强,江青已经在说,要我演中间人物居心何在。现在又调到那儿,岂不是羊入虎口。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演戏像走钢丝一般艰险。但是,组织上决定了,命不可违。从头天晚上一直到第二天上班前,南云像念经一样劝我遇事要忍,千万不要发脾气。
报到第一天,马锦良编了段唱腔,让我学会后用录音机录下后送审。随后我参加了追船那场戏的排练,情节就是有人把一包不该装船的化肥装上驳船,就要装上货轮了,大队长带人乘快艇去追。那时候导演也不是原先的杨村彬,换成了上海戏剧学院的章琴。
章琴是山东人,刚开始排的时候看上去很严肃。排练时,我唱完倒板后出场,跑到“九龙口”,然后三人组成造型,亮相开唱。刚排到这儿,章导喊停了,问我怎么跑得这么少。我说,老戏都是倒板完了出场,然后站在九龙口亮相,再唱回龙,再往前走圆场,都是这个程式。他就说,你唱戏就唱戏,怎么这样?你就没看见东西吗?你们就这么唱?
我一看他挺好玩,就拿他开心了。跟旁边两位演工人的演员说,你们就跟着我,我怎么走你们就怎么走。倒板唱完,我一出来就噌噌噌在台上跑圆场没完。章琴赶紧说停停停,你怎么到处跑,你怎么在台上跑个没完了。我说导演,你刚才启发我之后我的感触太多了,我上台一看:呀,黄浦江浪潮滚滚,你看这大船小船,国内的船,国外的船。你看这些大楼,这个银行,那个银行!我这看不完的景,你得让我看完了我才能唱啊。他明白过来了。
《海港早晨》剧组排戏的地方在艺术剧场。我去的第四天,上午刚刚开始排练,剧组领导通知我,张春桥在贵宾休息室要见我。当时张春桥是市委宣传部长,我心想到剧组只有几天,怎么从未接触过的市委领导就找我谈话,难道排戏时和章导开逗的事,已经汇报上去了,这可要命啊。现在什么时候啊,本来就说我们童家反对现代戏,我还在现代戏里开心,这可怎么办?当时真恨自己就爱逗,现在出大问题了,事已至此,没法子啦。
在贵宾室我见到了张春桥,那是我第一次跟他谈话。他个子不高,人也瘦,头却不小,戴着一副厚厚的深度近视眼镜,面无表情地让我坐下。问我到《海港早晨》剧组几天了,我告诉他四天。他说,要调我到《智取威虎山》剧组,怎么跑到《海港早晨》剧组来了?我就蒙了,心想这不是由着我来选的啊?是领导把我调来的,没有人跟我说要让我演《智取威虎山》啊?赶紧解释是院里通知我到剧组来的。他又问我:“你是愿意演《海港早晨》,还是愿意演《智取威虎山》?”当时这个语气也不是很温和。这一问,我更莫名其妙。京剧院从来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也从没挑过角色,他的话从何而起,我不知事情为什么如此复杂。  脑子里想着这些问题,我没有立即回答,他补充了一句,让我考虑考虑。我顿时清醒过来,难道有谁说了什么?为了避免他的误会,我婉转地回答,现代剧都是表现、歌颂革命斗争历史英雄人物的,我都愿意演,一切听从领导分配。听到这话,张春桥语气缓和下来,说道,那你就到《智取威虎山》剧组演杨子荣吧。还让我当天晚上就到歌剧院小剧场去看《智取威虎山》剧的彩排。我到现在也没明白,为什么把我调到《海港早晨》。很可能,按照江青的意思是调我到《智取威虎山》,所以张春桥来的时候不高兴,以为是我要求来《海港早晨》。当时,这个事情就算这么过去了。
张春桥走后,我松了口气。《智取威虎山》剧组以前在全国选拔演员,上海京剧院的老生、武生演员都去应试,只有我没这资格。现在,一下子决定由我演杨子荣,这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儿真不知是怎么转过来的。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得到了这个机会。刚开始,我演过少剑波,到《海港早晨》、《红灯记》转了一圈,又回到《智取威虎山》,但是演杨子荣了。  唯有我能证明童家不是反对现代剧的
张春桥宣布我去演杨子荣的当天晚上,我到正在排练《智取威虎
山》的歌剧院小剧场去了。彩排开始,台下就座的只有几个人。坐在第一排的江青让我坐在她旁边,陈丕显、曹荻秋他们坐在后面一排。那天是贺梦梨扮演杨子荣,沈金波扮演少剑波。
当初设计唱腔时因人而异,李仲林、贺梦梨都是武生演员,嗓音一般,所以旋律不高。以前,《智取威虎山》演给毛主席看过。看了之后,他说了一些话,说就记住座山雕了。意思是说座山雕演得不错,给人印象深刻。主席的讲话还有一个意思,说杨子荣没有唱,都是念白。主席的意见是要想让一个戏流传,一定要有能够让大家传唱的唱段。这个思路是对的,从戏曲发展的过程看,就是这么回事,让人印象深刻的好戏,久演不衰的戏,流传广泛的戏,哪一出没有大家都爱唱的唱段?这时候,戏已经改了一些了,定河老道没有了,但是整出戏内容还是很多,要演三个半小时,还是很长。到1965年又做了一个重要修改,就是以杨子荣为一号人物,少剑波成为二号人物了,过去少剑波和杨子荣戏份一半对一半。不过,所有《智取威虎山》改戏、选演员这些情况,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时候正好是我们童家倒霉的时候。
第二天,我到绍兴路9号京剧院《智取威虎山》剧组上班。本来是十天的期限,学了三天,我已经排到一半,京剧院领导言行和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也就是加工改编《智取威虎山》剧本的编剧之一的章力挥先生,传达了江青的指示,戏不用看了,杨子荣确定由我扮演。从此,杨子荣这位革命烈士与我结下不解之缘,伴我度过半生艺术生涯。
开始排练那天下午,我和南云到四姐家,一来看望她,二来告诉她这个消息。四姐家一切同过去一样,不同的是欢乐的气氛不见了,门庭冷落。我了解她正处在极大痛苦之中。她这个全国知名度极高、才华横溢的演员,才四十多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却失去了上舞台的权利,任何人都难以接受这个现实。
四姐很关心江青看戏后对我的评价,知道选中我演杨子荣,她好像松了口气,说她连累了我,要不是让我跟她去演《海港》,被江青批评,早该被选中。我认为这也不一定,总之事情已过去了,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批,我们问心无愧。她露出了难得的笑容,非留我们一起吃晚饭不可。晚饭时四姐不断给我往碗里夹菜,姐夫说她今天真是高兴。四姐当然高兴,她说童家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能上舞台,这不是小弟和我一个人的幸运,而是全家的幸运。临别时,姐姐用手抚摸着我的脸,像对孩子一样对我说,爸妈及全家对我期望最大,童家唯有我能证明童家不是反对现代剧的,要我争气,拼上一切也要成功。
回家路上,南云说:四姐心境如此低落,还是那么关心你,真是疼爱你。是呀,四姐为我高兴也为我担心。古人说三十而立。我这三十岁的人,在处境最艰难时期,我的艺术之路是能够继续走下去还是半途而废,一切都还是个未知数。
周总理说我唱的不是杨子荣而是诸葛亮
1965年第一次彩排,周总理、江青到艺术剧场,审看我们彩排《智取威虎山》。总理对我说,我唱的不是杨子荣而是诸葛亮,要走自己的路嘛。这话对我震动很大。他怎么把杨子荣和诸葛亮相比,还非常重要呢?我仔细揣摩,悟出了一点道理。杨子荣是现代革命战士,诸葛亮是古代谋士,两人身份不一样。传统老戏的腔调、演唱方法都是为了表现古代人物而创造出来的。而我只想套用表现流派这样的方法表演杨子荣,只能给人古代穿八卦衣、手握羽毛扇的人物那样一种感受,和现代的解放军战士格格不入。总理的话使我找到创作指导思想的根本错误。我要走自己的路,当然要改变唱法,首先要理解剧中人物,要有自己的看法。  从1965年开始修改加工《智取威虎山》,我们在绍兴路京剧院二楼大厅排练。排练厅里只有一块六平方米的旧地毯,当中还有个大窟窿,演武戏的演员每天就在这块地毯上练功摔打。当时没有练功服,大家都穿着自己的衣服,每天三班排戏,体力消耗很大。为了演得像解放军,每次去剧场都列队步行。我们自觉地订出很严格的制度:后台不聊与戏无关的事情,不带亲友到后台,不抽烟,不打牌下棋,开演十五分钟前候场,出事故不过夜。这些制度后来都成了样板团的演出制度。
《智取威虎山》十场戏,杨子荣轮到七场,而且三、四、五、六四场紧连着,那时我体质比较弱,每排完一次就要呕吐,吃不下东西。南云整天抱着个汤罐子跟着,我什么时候有胃口就吃点面包,喝点汤。为了增强体能,我每天早晨从绍兴路开始,到陕西南路、建国西路、瑞金二路,跑一个大圈,回到京剧院就马上练唱,锻炼自己能在喘息时唱念自如,不这样练,怎么演打虎上山啊!
北京演出时毛主席为《智取威虎山》改词
1966年又排了一次,奉江青之命去北京演出,剧组由上海派来三位同志暂管。那天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演出,听说毛主席来看戏,大家又激动又紧张,每个人都检查了几遍服装。我们在舞台上表演得那么投入,说实话这是最好的一场演出。当幕落下后谁也不动,台上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我和大家一样,似乎等待着什么。幕又拉开了,毛主席、周总理上台啦,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主席缓步上台,举手向大家示意并与我们合影,我感谢一位记者把这历史时刻拍下的相片送给我。主席在台上没讲什么,他从来不和我们讲话,有意见就在台底下说,然后再传达。
演出后,江青上来说通过了,宣布毛主席为《智取威虎山》改了词:第五场《打虎上山》唱段中“迎来春天换人间”,改为“迎来春色换人间”;第九场《急速出兵》少剑波的唱段“同志们整行装飞速前进”,改为“同志们整戎装飞速前进”。剧本就此定稿。
毛主席如此认真细致看戏与改词,使整个剧组欢腾一片,这出戏大伙儿完成了,激动得不得了,总算过关了。我格外激动,那时候大家都说,童祥苓演不了正面人物。现在,我接手的第一次英雄人物就算完成了,我的音乐任务也算完成了,因为这个基调已经被肯定了。  本文采访撰写得到章洁同志的帮助,对她付出的辛勤劳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