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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拜月之后,能否相守?

类别:作者: 钟哲平发布时间:2012-11-05 10:55:47访问次数:3874

  10月25日,温州市第四届艺术节的越剧专场在东南剧院上演。温州越剧团倾情演绎了《拜月记》,谢幕之时,全体演员突然做出惊人举动,对着观众集体下跪,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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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特殊的“谢幕”

  患难之交恩爱深。蒋世隆与王瑞兰这对在战乱中相识相爱的夫妻,正是世间重情念旧之人。狠心人拆散了苦鸳鸯,王瑞兰思君心切,以泪洗面。离离乱世,天各一方,到哪里寻找失散的蒋郎?每当月色溶溶,瑞兰就焚香拜月,祈愿能与夫君劫后重逢。其深情悱恻,感人至深。

  这是越剧《拜月记》的主要内容。也许是王瑞兰的真情感动了月老,蒋世隆功名高中,被相府招亲,一波三折,最终与王瑞兰团圆。10月25日,当温州越剧团的演员演完《拜月记》集体谢幕时,想到未来不知还能否与一往情深的越剧事业相守,不禁悲从中来,泪流满面,向着满座近700名观众悲情一跪。此情此景,令正沉浸在蒋世隆与王瑞兰完美结局中的越剧迷们震惊不已,他们只在一片抽泣声中断断续续听懂了两句话:一是要求保留原有体制,二是要求搬回团部。

  对于戏曲行业,“改制”并不是一个新名词。在建国初期,戏班都是私营的。由于新政权意识形态的需要,以及传统艺术在新时期的发展趋势,戏曲界开始了一系列改戏、改人、改体制的运动。改革保障了不少地位不高的传统艺人的基本生活,也保留了梅兰芳等知名的戏剧班社。当时“国营”二字是烫金招牌,人人羡慕。据说张君秋去武汉演出,湖北文化部门的人问他,您的剧团是国营的吗?张君秋素来口齿好,能背大段大段的唱词,这时竟气短了,支吾了半天说:“我们……是归公家领导的。”

  60年过去,“改制”二字的内涵又发生了变化。这回,是把国营改成企业。戏曲行业重新走向市场,发展文化产业,焕发新一轮的生机。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2003年印发的《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全国文化艺术团体拉开了体制改革的序幕,至去年底达到高潮。去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继续执行文化体制改革,寄望到2020年,“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全面形成,文化事业全面繁荣”。这些文件对艺术团体改制后的财政税收、资产处置、社会保障、人员分流等都有相应规定。

  让温州越剧团的演员们不解的是,为什么温州瓯剧团不用改制,偏偏我们要改呢?

  对此,温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吴东对羊城晚报记者作出了解答:“温州戏曲类的文化团体有温州越剧团、曲艺团和瓯剧团。瓯剧是温州本土地方戏,按规定暂不改制。曲艺团规模小,已撤团。温州越剧团建于1951年,有80多名演职人员,是成熟的艺术团体,市场比较好,因此按部就班进行了改制。”对于温州越剧团演员对改制不满而采取的“特殊谢幕”方式,吴东表示,不管是出于演员对自身权益的担心,还是出于对戏曲事业的深厚感情,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有两点出入。一是剧团并没有解散,改制后,演职人员的福利待遇不变。二是越剧团原来的大楼已拆除,但不是用来盖商品房,而是盖新的文化艺术中心。越剧团原有排练场地3000多平方米,新大楼建成后有8000多平方米,是原来的两倍。

  温州越剧团团长金盾也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新的艺术大楼计划3年内落成。文化局在温州市瓯剧团腾出一个临时办公及排练的场所,让越剧团维持日常运作,并在温州老图书馆内花100多万元装修了员工宿舍。

  让记者不解的是,既然有交代,有解释,有承诺,为什么还会导致沟通不畅,发生《拜月记》后那悲情的一幕呢?

  几位接受采访的越剧团演员告诉记者,她们是剧团培养出来的,从小在这里学艺,对剧团有很深的感情。她们并不反对改制,也盼望改制能带来更多活力,只是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什么都不知道,求解无门,才出此下策的。

  面对质疑,金盾也承认,处理这样的事情,他们没有经验。“改制对我们确实是一个考验。传统艺术没有政府的扶持和基本保障,可以说是举步维艰。虽然现在很多民间剧团貌似很有市场,但他们是完全市场化的,人家请来唱什么就什么,包括一些格调不太高的小曲小调。但我们不能这样做,戏曲是一种古典美,我们要有基本的底线和追求。”

  记者问,那改制后的下一步方向是什么?金盾说:“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下一步恐怕很难谈开戏和开辟市场,要先把人心稳定下来。我们不是工厂流水线,演艺事业是很感性的,一定要有感情才能投入。希望我们能渡过这个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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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干部换了“年轻人”

  对于金盾的感慨,广州粤剧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余勇可谓感同身受。

  广州粤剧院有限公司已经成功改制3年,逐步平稳过渡,每年都有好戏上演,基本上属于改制成功的典范。但对于经营的艰难,余勇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尽管粤剧院的运作经费不及过去的四分之一,演出市场也出现萎缩,但余勇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仍是首先肯定了改制的4点好处。

  余勇认为,改制提升了艺术创作的精品意识。当粤剧院转成企业,面对市场,压力增大,就要逼着上精品。广州粤剧院改制以来,每年都有新剧目上演,其中不乏大量优秀剧目,如《刑场上的婚礼》、《孙中山与宋庆龄》等,既有本土历史文化元素,又尝试了多种先进的舞台手段,吸引了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刑场上的婚礼》已演了300多场,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改制的第二点好处,是更利于人才的培养。打破编制,就打破了瓶颈。以往戏曲工作者多是只进不出的,现在能进能出,双向选择。演员更有竞争意识。

  第三是市场开拓更自如。打破地域性,哪里有观众,就去哪里演,灵活地满足不同地区群众的文化需求。

  第四是能摸索出多种经营方式,利用江南大戏院、南方剧院这些场地多举办一些与粤剧有关的活动,培养更多粤剧爱好者。

  然而这些“好处”,更多的只是良愿。在经费严重不足、市场严重萎缩的情况下,余勇对剧团未来的发展并不乐观。他说,改制是势在必行的,但政策配套也要跟上才行。艺术作品不是纯“产品”,经费短缺,人心不稳,人才出现断层,是很严峻的问题。

  余勇做过统计,在广州上演一场粤剧,真正会自己掏钱买票去看的只有两三千人,年龄在四五十岁以上。前几年在珠三角地区,粤剧市场很繁荣,近一两年也有所退化。比如在东莞,过去一个春班就有上百个剧团一起演出,村村有戏看。这一两年不少工厂搬走了,看戏的人就少了。许多村干部也换届了,大学生村官对粤剧没有兴趣,村里有文娱活动的时候,一般都是歌舞表演,最多请一些乡村小戏班来唱几折,意思一下,照顾一下村里的老人。于是余勇他们的生意大受影响。“我们现在越走越远,粤西还有点戏做,东莞、中山、顺德、南海这些以往笙箫村村闻的地方,也越来越淡了。”

  余勇说的这些地方,曾经粤剧名伶辈出。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新马师曾、罗家宝是顺德人。陈笑风、何非凡、楚岫云是东莞人。罗品超、任剑辉、徐柳仙、靓少佳、梁醒波是南海人。他们都是粤剧开宗立派之人。如今他们的家乡,也开始失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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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决定“市场”

  有意思的是,对粤剧市场,广东粤剧院院长丁凡却十分乐观。几乎形成了戏剧性的反差。

  丁凡听说记者是来采访广东粤剧生存状态的,就爽朗地说:“现状很好啊!粤剧市场在全国的戏曲市场中,是最好的。我们每年都有新剧上演,也有传统剧目,推出了不少精品和重点戏,《南海一号》就是一次华丽的尝试。我们每年都去港澳台、东南亚、美加澳洲等地演出,去年就去了上千人次,是全国戏曲演出中出国最多的剧种。在省内的市场也很好,光是粤西地区,每年大大小小的演出就有近两千场,养活很多人啊。”广东粤剧院宣传中心梁主任还补充道:“珠三角的私伙局也很繁荣。光是深圳罗湖区就有两百多个私伙局,很多香港的粤剧发烧友过来唱戏、录音、刻光盘,乐师和录音师都忙不过来。”

  丁凡的乐观,也许和广东粤剧院不需改制的底气有关。他认为改制的问题不能一刀切,对于年纪大的艺术家,应该有所照顾,不能让他们晚景凄凉。至于“当造”的禾苗,就要看自己本事了。抵触情绪过后,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突破,如何做出好作品。

  丁凡踌躇满志地说:“粤剧市场肯定是有的,至于演出受不受欢迎,归根到底还是水平问题。不管改制不改制,不管私营还是国营,只要你有好作品,就有观众,有市场。现在的演出市场是越贵的剧团越多人请,观众一旦看过好的,就不愿意再看差的。我们要拿得出好作品,才对得起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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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让戏剧沦为“杂技”

  余勇与丁凡提到的城市冷清、乡村热闹的现象,并不独广东,也存在于全国的地方戏演出市场中。上演“跪幕事件”的温州越剧团演员告诉记者,他们前几年一年能演180多场,这一两年锐减。这也是他们对改制后生计担忧的原因之一。

  就在温州越剧团的演员们为改制而忧心忡忡的同时,温州乡村戏曲市场却一派热闹繁荣。据温州戏迷冰冰介绍,许多乡村小庙的戏台上经常演出越剧,大都是些临时拼凑的民营戏班,演员互相不认识。他们的生活很艰苦,常常是几十人吃住在小庙里,每个角落都塞满行当,楼梯角拉块布就睡两个人。演出时,不上台的演员就负责做饭洗衣服。然而就是这样的草台班子,生意忙得做不过来,尤其是每年中秋后到第二年清明,要提前好久预约。一个春班秋班下来,很多演员嗓子都唱哑了。

  对于不少戏迷来说,乡村戏班是他们的戏曲启蒙。如果全国只有大城市里的几个大剧团上演几个所谓的青春版,而缺乏这些戏曲的原生态,戏曲将走向沦亡。

  著名戏曲文化学者、《百家讲坛》主讲人翁思再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也提出了这样的担忧。他说:“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已经造成新的分配不公,被圈养的脱离市场,‘推下水’的由于政策不配套,无法同国有剧团竞争。这种状况离真正搞活文化市场的目标差距很大。如何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是需要文化部门认真思考的课题。”

  被“推下水”的,只得盲目讨好观众。这在一些剧种中已带来弊端。几年前,川剧为了吸引观众,走入了片面卖弄技巧的误区,成为了特技、杂技表演。许多晚会节目请川剧团去表演,也提出要多演特技。川剧名剧《目连救母》中有连串高难度的“滚叉”动作,以营造剧情中的紧张气氛。但为了提高现场气氛,演员盲目提高动作难度,也出现了受伤的情况。在川剧《秋江》里,老艄翁为了讨彩头,唱着唱着就一个跟头越过陈妙常的头顶,落在船头上。观众当时会报以热烈的掌声,但多看几次,就觉得不是味道,离戏剧越来越远了。

  戏剧杂技化是通俗化的表现,并不妨碍和高雅并存。只是,如果把传统艺术完全交给市场,还会有多少个剧种沦为杂技,沦为其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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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为何“天天有戏看”?

  即使在一国两制的香港,政府也没有把传统艺术完全放到市场中自生自灭。香港康文署从2008年开始,就推出一个“场地伙伴计划”,以扶持香港粤剧团体的发展。在高山剧场、香港文化中心、香港大会堂、葵青剧院、沙田大会堂等大型演艺场地,实施“粤剧演出优先租场政策”,预留档期给本地粤剧团体。从今年开始,这些场所每年为粤剧界提供的总演期由以往的100天增加至280天,参与计划的粤剧团体,在协议内的日数,可以免费使用场地。在香港康文署的演艺场地中,高山剧场的1031个座位和油麻地戏院的300个座位已定位为粤剧专用场地。此外,西九文化区正在筹建戏曲中心,预期2016年完工。

  有了场地的保障,就解决了一大后顾之忧。香港的粤剧团体蓬勃发展。

  记者在香港街头、地铁口,经常看见有人派发粤剧演出的宣传单。只要你想看,天天有戏看。但即使这样繁荣,一些老戏迷仍有失落感———“没有那样的戏,没有那样的人了。”

  他们说的是戏剧的经典剧目和流派。这种失落几乎出现在所有剧种中。

 

  6

  当今最缺“经典出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典。正如京剧在上世纪初有谭鑫培、杨小楼、余叔岩,二三十年代有“四大名旦”,四五十年代有裘盛戎、张君秋、谭富英,五六十年代有杜近芳、赵燕侠等;粤剧界则有二三十年代的白驹荣、李雪芳、千里驹,三四十年代的薛觉先、马师曾、廖侠怀,四五十年代的红线女、罗品超、芳艳芬、任剑辉、新马师曾,五六十年代的罗家宝、陈笑风。这些开宗立派的人物,每个人背后,都有令人耳熟能详的名剧和传唱不衰的名段。

  当今最缺乏的,不是市场,不是政策,而是戏剧本身在经典曲目和经典流派上的出新。青春版昆曲在年轻人中火了一把,但同样因这两点缺陷,显得后劲不足,并未能摆脱式微之忧。不管是哪一个剧种,近年来创作的新剧目,真正能流传众口的唱段仍十分稀缺。一位老粤剧迷告诉记者,尚长荣的《廉吏于成龙》让他迷上了京剧,每看一次,都为于成龙手中的那捧黄土而泪流。这是不是新经典的力量呢?他希望粤剧也能有这样真正感动人心的作品,而不是仅靠声光电打造的舞台剧。

  戏迷可能是艺术欣赏中最保守的分子。他们往往对太标新立异的创新不买账,而更看重戏脉与唱腔的继承。在这方面,京剧界有史依弘、李胜素继承“梅派”,迟小秋、张火丁继承“程派”,康万生、孟广禄继承“裘派”,尚能克绍箕裘,仪型不失。粤剧就相对薄弱了,除了彭炽权能继承“新马腔”,冯刚毅能继承“凡腔”外,连“红腔”这样的主干流派,也后继乏人。

  与一时一地的票房比起来,经典曲目和经典流派的创作,更关乎戏曲的兴衰。